今年的春晚上，周伟和赵炎合作了一段《我惯着他》。周伟显然是个相当有才华的青年演员，基本功也不错，说学逗唱都占全了。但是观众反应平淡，有人甚至说看得几乎睡着。
    问题不在表演，而在本子的先天不足。此段相声塑造一个绰号“惯肠”的小市民，一个认准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、见恶而放任自流的人，但这样做的目的，却是纵容对方自食其果。他被骑车的青年撞了却听之任之，后者果然遂他的意出了车祸；他被纵狗横行的狗主人侮辱了却忍气吞声，暗地里巴望着狗祸及他人。听到这些就不能不生疑了：要是骑车人不出车祸，“惯肠”又当如何？把报复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报复对象的偶然失手，这一类“小人”似乎已经比较仁慈了，不够鞭挞讽刺的资格。
    “惯肠”之流不是没有，但肯定不是值得拿来讽刺的典型形象：他的自私、狭隘甚至阴损，与那些动辄锱铢必较、以牙还牙的常见小市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，以至让人感到十分陌生。皮既不存，再精湛的演技也就成了无本之木。在我看来，《我惯着他》的失败之处，就在于十分不明智地把一个非典型的人物典型化了，企图让观众认同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的现实存在。
    我曾无数遍地体味侯耀文、石富宽的《乾隆在世》，赞其为新时期相声作品中的经典之作。与《我惯着他》正相反，《乾隆在世》的成功恰恰在于“典型人物的非典型化”：25分钟的段子，包袱不过十一二个，讽刺的随手涂鸦、破坏名胜古迹的行为，论起来跟随地吐痰同一级别，乃最平常的市民习气之一。然而，小人物的形貌却因注入了非典型的心态和举止而呼之欲出：他因渴望成名而想到了练书法，因练书法而想到了写诗，又想出了利用文物古迹“留名”的途径，神魂颠倒之下，他欣然笑纳别人赠来的“缺德”二字，还给自己起了笔名叫“缺德居士”，就连被押上警车了都浑然不察，还以为是受到了文物管理局的礼遇——而他的书法家之梦也就在这样的荒谬中走到了尽头。
 
   “缺德居士”的两首诗词成就了《乾隆在世》叙事的两个高潮：刻在长城城砖上的“到此一游，消闷解愁。远望群山，一锅窝头”，以及刻在云岗石窟佛像的脸上“云岗石窟漂亮，佛像刻得真棒。双手合十想对象，愁得脑门倍儿亮”。按说比这水平更高、用语更滑稽的打油诗应有尽有，然而此间之妙就妙在，此人是当真把这两首东西看作自己的“作品”，并真诚地引以为傲的——侯耀文用豪迈的嗓音朗诵如此的词句，点中“非典型化”的龙睛。“缺德居士”所有这些行为反应都不属于一个有起码文化程度和智商的人，他从虚妄开始，以荒谬告终，自始至终都在扮演一个不自知的丑角。谁也不会相信“缺德居士”实有其人，但却都看得见他身上的市民劣根。
    在“缺德居士”面前，“惯肠”的形象勉强而苍白。听《乾隆在世》时，我们会急迫地期待主人公犯下下一桩荒唐糗事；而《我惯着他》却推出一个莫须有的前提，再努力去坐实之，导致观众狐疑而兴致全无。相声幽默的重要法则之一，便是对属于生活的典型现象进行属于舞台的夸大表现；我们明知是虚构夸张，在一笑之余，却仍能感受到作品真切的现实关怀。在法则问题上钻牛角尖，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（载《东方早报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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