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出生唐山，幻想耍皮影

    我原籍是河北省蓟县人。1925年8月落生在唐山一个说书唱曲的人家里。父亲魏永富这时正定居在唐山演唱，他是著名老艺人王祯禄的徒弟，以说唱乐亭大鼓为业。那时全家六口人：爷爷虽没拜过师，也能弹能唱，因已六十开外就给我父亲弹弦；哥哥魏宝华已二十多岁；嫂子金兰英也唱乐亭大鼓由哥哥给她弹弦；只有母亲是外行，随着全家，照料一家人的生活起居。
    小山，是唐山的中心区。也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听传说，原来这里并没有人家，只有一座小山。后来，有个姓唐的人逃荒到这儿，见地上的土都是黑的，抓起一把觉得发沉，拿水搅和搅和，团一个团儿，凉干了用火一点能烧着，觉得这是块宝地，就在这儿住了下来。往后，到这儿来住的人越来越多，逐渐形成一个小城市，于是就以那个最先定居的姓唐的人的姓和那座小山联结起来，取名为唐山。
    唐山产煤，很快就被资本家发现，在这儿开了煤矿。矿工们日夜三班从井下往上背煤。老板只为自己赚钱，哪管矿工的生命安全，因此井下塌方冒顶的事是常有的，轻的砸伤，重的就没命啦。所以矿工们大都挣了钱就花，除了吃点好的外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也就只能看看皮影、听听说书。
    我父亲是说长书的。一部书每天连续说，最短也能说几个月，长的能说一、两年。那时在唐山还能挣点钱，所以我们在唐山一住就是好几年。
    我虽然从小就接触乐亭大鼓，可是我却不太喜欢它。加上父亲和母亲都觉得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，不能再接着干这受欺侮的一行，所以从来不教给我，因此，我和乐亭大鼓没有什么缘分儿。可我却很喜欢皮影戏。三、四岁时，就经常和邻居一位矿工周伯伯的小女儿小翠，一块儿跑到附近的皮影戏棚子里去看皮影。看门的人知道我是说鼓书的魏老板的孩子，不但不嫌我们，有时还打招呼，叫我们进去看。我那时也没取名字，官称就是“大丫头”。他们从老远就叫。“喂，大丫头，快来看看吧，正唱热闹的呢！”我和小翠看戏都很认真，从不说笑、打闹。而且每看过一个戏，回来总要模仿戏里的情节、动作。小翠总是爱装个小生、老生什么的。我却喜欢装个旦角。父母亲虽然不愿意让我干说书唱曲儿的行当，对我嗜看皮影戏却从不拦着。有时还夸奖我和小翠几句：“嘿，瞧这作派还不错！这俩孩子还真能学一气！”从这儿起，我对表演就更有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心里想：往后长大了，还不如耍皮影去呢。但是，那个时候，耍皮影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的。男的要学女声，就用手捏着脖子唱。即使男的唱男的，也用假嗓。所以耍皮影的人，脖子那儿都被捏紫了，甚至捏成大紫疙瘩。我问小翠：“以后我要是击耍皮影，到底行不行呢?人家要女的吗?”小翠说：“不要，咱们俩自己去耍。”我想：“也对，可以自己单独去耍。女的耍皮影，还可以不用捏着脖子唱了呢！何必把脖子捏成那个样子，多不好看！”就和小翠说：“以后从咱们俩这儿改改，女的耍皮影，不捏脖子。你说，行不行?”我也曾向父母亲表示过这个意思。可父亲说：“不许说这个，人往高处老，水往低处流。等够了岁数，就供你上学去。”母亲却说：“一个女孩子家，上学又有什么用，咱们还能巴结她上到大学！依我说好好学学活计，等往后找个好点儿的主儿，过个舒坦日子得啦！”我对这些话都不以为然。看到人家有钱的孩子上学也很眼馋，可我又想不出来，上学以后究竟能干什么！找个主儿让人家养活着，全得听人家的，我也不甘心。心眼里惦念着往后还是耍皮影去！

二、谋生营口，邂逅遇师叔

    俗话说：“天，不由人！”父母亲尽管打算得很好：在唐山多挣些钱，买间房子，真正定居下来，把我送到学校念书。不想这个如意算盘却落了空。
    唐山是块宝地，好度日，能挣钱，一来二去远近都传开了。作艺的从四面八方往唐山奔。这么小的地方，越来说书唱曲儿的越多。外国的资本家也纷纷看中这块地方，把手伸了过来。陆续兴办的煤矿多了，可对煤矿工人的剥削，压榨也随之加剧了。钱，越来越不好挣，逼得我们一家人不得不离开住了几年的第二故乡唐山，去往关外谋求生活。
    那时候穷说书的不可能拉家带口，坐上车直奔一个地方。我们一家只能沿途卖唱，一站一站的往前走。遇到哪个地方，能挣点儿钱，能挣出饭吃，就多呆上一两天。不能挣钱的地方，甚至连店也不住，就往前赶了。
    几个月后，一九三〇年，我五岁的时候，我们来到营口。这儿是一个接近渤海海边儿的城市，又是鱼虾集散市场。居民大部以捕鱼为业，人民生活比较富裕，渔民们每当闲暇，很爱听书听曲，拿这个解闷。几个月来，我们觉得营口这个地方是唯一的一个能落脚的地方，父亲就打算在这儿呆下去。
    那时打算撂地（打地摊）卖艺，就得向当地的土地把头租得卖艺的地盘儿。租子多少是根据地点的好坏，按“二八”、“三七”，甚至“四六”交租。所谓“四六”，就是作艺人得把一天收入的十分之六交给上地把头，剥削量极大。我父亲向当地的土地把头租到一块过往人多的、平坦宽敞的好地方，每天撂地说书。又在附近找了一个起伙小店，一家人以此为家。父亲每天说书，都招徕很多听众。全家人算是吃上了饱饭。不想好事不长，一天我父亲说书，正说到热闹的地方，忽然从远处来了几个人，走到人群外边，嘴里喊着：“靠边儿、靠边儿！闪开点儿，闪开点儿！”随喊，挤进人群，到了我父亲面前。领头的一伸手，说：“先别说啦！我问问你，你是从哪儿来的?懂得规矩不懂?”听书的人一看：“八成要出事。”大部分人纷纷走散了，只留下一些好奇的，围在那儿看热闹。敢情旧社会要想撂地作艺，先租下地皮，占了地方，还不行。还得拜同行，了解同行谁在这儿主事，征得人家的同意。不然，就是抢了人家的买卖啦。临时说一两回，招不来多少人看，挣不了多少钱，还没有人过问。只要挣上大钱，立刻就会出来人干涉。要不，怎么旧社会说：“同行是冤家”哪！我们初到关外，刚刚挣上钱，还没有来得及拜同行，可这两天买卖不错，于是就出来干涉的了。
    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，我父亲只得向来人递嘻和，说：“拜客是应当的，只不过一家几口逃荒而来，两手空空，一文不名，是想等多挣下几个，买几个饽饽匣子再去。”并且说：“几位，让我先说下去，晚上收摊之后，就去请安。”来人还是不依不饶。其中一个问了一声：“你是干这个的不先道道蔓儿（名字）?”我父亲赶紧说：“我叫魏永富。”那个领头的一听，惊讶地说：“永字儿的?老帅（师父）是谁?”“王祯禄！”我父亲这仨字刚一出口，没想到那个领头的，马上凑过来仔细端详：“您是师哥?”跟着，一安到地，脸上转怒为喜，说：“敢情是师哥，恕小弟不知，多有得罪啦！”我父亲也赶紧还了个礼，忙问：“您是?”“我是周永富！”这时，我父亲也约略辨认出来。二人抱头流泪，痛叙了几十年的别情。其他人也变得和颜悦色，上前寒喧。
    这真是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”！从此，我就管我父亲的这位师弟叫师叔了。
    师叔把我们一家人让到他家里，盛情款待。看样子，师叔家里也并不富裕，但却给我们准备了酒菜，包了饺子，说：“这是团圆饺子。”师叔家里房子也不多，但执意让我们都住在他家里。晚饭后，师叔问我：“怎么样，大侄女能唱两句吗?”我虽然没正经学过，但每天听也听会了一些，我顺口唱了几句。不想却得到师叔的赞美。“嘿，这孩子，嗓子还真好，唱得有味儿！”又和我父母亲说：“怎么不教她正经唱几段儿？”父亲说明了他们不想让我干这行的意思。师叔又问我：“大侄女，你呢?”我说：“我爱皮影戏，我以后要耍皮影去。”师叔不大乐意，“什么话呢！”接着跟我父亲说：“有道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咱们的孩子还得干这一行。您瞧这个孩子嗓子好，长得又挺体面，是干这行的坯子。往后准有盼头儿。您师弟眼睛里不揉沙子，说错了，您挖我眼睛。您不教，从明儿个起，我教！”又跟我说：“大侄女，甭想干别的，听师叔的，打明儿个起，咱们就奔这行啦！往后有你吃香的，喝辣的的时候。到那时候，别忘了你师叔就行啦！”师叔这几句诚恳、热情的话，让父母亲和我都觉得盛情难却，从心眼儿里感激他，也多少被打动了点儿心。果然，从第二天起，我就跟师叔学起乐亭大鼓来啦。

    在师叔的帮助下，我们在营口这个地方呆了将近一年。这时，有一个天津主顾到营口来约师叔，让他去天津作艺。师叔觉得我们去天津比较合适，离老家近，就把这个买卖让给就父亲了。

三、应邀天津，家庭遭厄运

    当时的天津，已被外国瓜舟，划分成好多租界。老百姓管选些地方叫日本地，英国地……。剩下来的就是边边沿沿的偏僻地方了。所有租界地一概不准普通老百姓进去，劳动群众只有在租界以外的地方活动。于是这些偏僻之处也形成了几个人烟稠密、热闹红火的“闹市”。南市、谦德庄、小王庄、西头，都是当时来往人多，比较大的闹市。
    我们来到天津，就在谦德庄的一家书馆说书，也就在那附近找了个住处。虽然我在营口已经和师叔学了不少书，我自己对乐亭大鼓也有了点兴趣，可是父母亲仍然不大愿意让我干这一行，所以一直没让我在任何场合说唱过。我那时已经六岁了，得帮家里干点儿活儿，就跟着到书馆去。父亲也只是让我搬搬桌凳、扫扫场子，拿拿弦子、鼓什么的。顶多在说书中间，拿小笸箩向听众打打钱。
    有些同行的叔叔伯伯和熟悉的听众们都曾向我父亲建议：“你那姑娘不错嘛，长相也好，嗓子也好，既会说又会唱，怎么不让她替你说说?一来你也可以缓缓气儿，二来小姑娘说书，有玩意，瞧着新鲜，你还能多弄俩饯儿哪！”可是我父亲却固执着，一直也不让我说。有的时候，我主动地和父亲说：“您让我说一回，我能说得好！”可招来的却是板着脸的训斥：“小孩子家的，别不知高低，少在这儿搅，去去去去！”栽也就再不敢做声了。
    在谦德庄说了几个月书，上座儿一直挺好。万不想好事多磨，我母亲生下个小妹妹之后，得了产后风，病倒了。母亲是家里的台柱子，平肘做饭，洗衣裳，买东道西全归她一个人。父亲专心说书挣钱。母亲一病，可不成啦，家里，外头的事得全归父亲一个人担。哥哥嫂子和母亲不亲，一直不管母亲的事。父亲累得人瘦了，脸色灰黑，总是精神不振。往往在说书中间走神儿，忘了词儿。幸好有乐器伴奏，还出不了大漏洞，不熟悉和不细心的听众是不会听出来的。
    为给母亲延医治病，把在营口和近几个月在天津挣得的一些积蓄，都花完了，还借了一些外债。但是，可怜的母亲，病却一天天加重，终于离开了我们。我们家里犹如失去了擎天柱。我爷爷急得跺脚。也一病不起。还有我那刚出生的小妹妹，由于缺奶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也病得很重。这又给我父亲急上加急，继续找亲朋借钱，给爷爷和小妹妹治病。不想钱花了，病没有治好，这祖孙二人也相继离开了人世。
    短短的几天内，接连死去三口亲人，给我父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父亲头上的白发，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增加着，身体大不如以前。精神上，也因受到刺激，没法继续在天津说书了。只好辞了谦德庄书场的事，我哥嫂另往别处谋生，父亲带着我暂时回到蓟县老家。
    到了老家，有同族人开导，照颐，父亲精神逐渐好转。可总不能闲在家里，支起牙来，喝西北风啊！得想方设法去找饭辙去。可巧这个时候，一年一度盘山娘娘庙庙会的日子快到了，善男信女、香客游人络绎不绝，云集而至。到那儿去说书，将会挣一笔钱。这种庙会，前些年父亲也曾去过。于是就在乡里约了一位同族叔叔，暂时帮助弹弦，带着我往盘山而去。  

四、困居盘山，庙会初试唱

    盘山，是京东一个比较大的山。它虽然在蓟县境内，可是离我们家还有百十里的路程。我们在村里借了一架独轮小推车，把演出用的布蓬、弦子、鼓和行李一齐放在上面。路上由父亲和那位叔叔倒换着推车、拉纤。我有时也拉拉纤绳，替下他们来抽个烟、喘口气儿。但是，遇到道儿不好走或者走的时间长了，他们就让我坐到车上去，我们仍然是一边说书卖艺，一边往盘山庙会奔。不论在哪儿，赶上有大拨的人，能有说书的机会，父亲都不放过。只要不误庙会之期就行。
    盘山娘娘庙，在盘山脚下，气势雄伟，前后共有三层大殿，正殿供奉送子娘娘。一年一度的娘娘庙庙会，方园一二百里的善男信女都赶来进香、求子，香客、游人热闹非凡。庙前古木参天，再前面有个大戏台。戏台周围，就是一片很大的空旷地带，正好容纳经商的、作艺的搭棚、摆摊。每逢开庙的那些天，这里的棚、摊一个挨一个，从空场摆开去最热闹时能伸二、三里地。
    一天后半晌，我们来到盘山脚下。第二天就是开庙的日子啦，庙前空旷地带早已搭上不少凉棚、卖吃食的、卖茶水的已经垒起炉灶。我们找了一块地方，也搭起了棚子，准备好好休息一宿，养精蓄锐。第二天一清早就开张说书。
    谁知刚刚睡下一会儿，忽然狂风大作。刚才还是明月当头，星斗满天，顿时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们苦熬了许多日子，既累且乏，倒头入梦。惊醒之后，雨水已经漫地横流，灌进了我们的小棚子。上头雨漏，下面水泡，我们的被子褥子都已湿透。赶紧爬起来，挟起被褥，抱起弦子、鼓，冒雨向大庙奔去。谁知庙里的廊子下、山门的门洞里，早已挤满了避雨的人。我们只好挤在边儿上，风狂雨暴，把我们混身上下打得精湿。在风雨中硬挺了多半夜，雨总算停了。父亲打了一个啊嚏，顿时脸色煞白，呕吐不止。
    叔叔让我照看着父亲，自己拿了一只碗去找姜糖水，正巧遇见两位善心的老人家。这两位老人住在离庙不远的村边上，他们让叔叔把父亲背到家里，问明我们的情况，深表同情，说：“正好我们家只有老两口，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吧。出门儿在外，这分罪可受不了！”父亲和叔叔觉得过意不去，还是要走。老两口齐声说：“我儿子也是长年在外头跑的，走到哪儿，不盼着有个亲人照顾！你们来了，攀个大说，就跟我亲儿女一样啊！”老人家强留我们住了，又帮着请来了附近的一位中医大夫给父亲瞧病    庙会开始了，父亲的病一时好不了。我们的棚子得缴地皮税，不缴就得拆棚子。可这些天来，父亲看病、吃药，我们吃饭都得花钱，这钱，上哪儿弄去！父亲和叔叔急坏了。我也很着急，就偷偷和叔叔说：“叔叔，我唱吧。您和我爸爸说说，让我试试！”不想父亲还是不同意。我可急了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不唱，咱们可就困在这儿啦！咱们在这儿没亲没故，借钱。都找不到门儿呀！”叔叔也说：“让孩子试试吧，能挣几个是几个，我保着她！”老爷爷也在一旁说：“就让孩子试试吧。不要紧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几辈子了，方圆左右全是熟人，唱好唱坏，没人敢欺侮你们。我给孩子捧场去！”在大家伙撺掇下，父亲勉强答应了。
    我们来到自己的棚子。扫除了积水，整理了桌凳。老爷爷站脚助威，叔叔弹起弦子，我打响了鼓，立刻招来一圈听众，大伙儿议论着：“谁唱呀？就这个小丫头儿？大概也就五六岁吧？”“能唱吗？”“听听，听听再说”。在听众好奇的心情下，我唱了中篇书《刘瑞莲借米》的开头几句。没想到竟赢得阵阵喝采之声。不少人说：“嘿，瞧这小孩儿，可真不容易！嗓子多好，唱得真有味儿。”不一会儿工夫，我们这儿就招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，我唱到一个段落的时候，老大爷在旁边就帮助吆喝，说：“这孩子，刚刚没了娘，爹又病倒了。六岁的孩子，顶着班说唱，可不容易。大伙听着好，就多给扔几个！”听众中还真有大把大把往场子里扔钱的。
    我就这么自己单挑，唱了四天。把在营口师叔教给我的那部中篇书唱了个八九不离十。父亲渐渐好了，挣扎着来到书场，此后就由我们爷儿俩倒换着说，总算把这个盘山庙会混了下来。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老爷爷、老奶奶，离开盘山返回家乡。
    盘山庙会，算是我艺术生活的开始。能有这样一个开始，我得特别感谢营口的那位周师叔。要不是在营口巧遇师叔学唱，我还没有独立说唱的本钱呢！

五、滞留蓟县，苦练基本功

    父亲，在营口受到周师叔的启发，在盘山又听了我的说唱，心眼儿活动了。爷爷去世，没有人给他弹弦，和我们去盘山的那位族叔，也不能长久地跟着他。一个说唱演员，没有伴奏，就象人无腿、鸟无翅，不能远走，高飞，只好在家乡附近几个村子里说“庄书”。所谓“庄书”，就是抓住庄稼人的闲工夫，利用晚上的时间，在村庄里找块地方，或者是场院，给大伙说书。
    我父亲先是说评书。只说不唱。但是这在村庄里，不如说唱受人欢迎。于是父亲就先教我打竹板，以便在他唱竹板书时，给他“贴板”（以板伴奏）。打竹板，虽说比弦子好学一点儿，可也下了一番苦功夫。
    学打竹板，得先练腕子。腕子不灵活，板不但打不出点儿来，而且不听使唤。扬起板来再落下，不是打歪了，就是打横了，上下两块板总对不到一块儿。所以，就得先练颠板，活动腕子。这样，一天到晚活动，腕子就肿了。可还得忍着疼坚持练。等把腕力练好了，板，扬起落下运用自如，两块板总能周周正正的碰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再练点儿。打竹板，包括两项，一是板，二是节子（就是穿起来的一摞小板儿）。应该是左手拿节子，右手拿板。可我开始练的时候，右手的板总打不好。有一天，自己偷着换了左手，觉着挺合适，从此就以左手拿板，右手拿节子。父亲发现了，纠正过几次，后来也觉得我右手打板实在不行，又等着上场。也就听其自然，由着我了。我前后练了有两十月，才闯过“一根筋”的关。所谓“一根筋”，就是两只手上的板和节子，总同刚打一个点儿，这样打出来单调，犹如唱上的“一字韵”，听起来别扭。真正打好了，是左、右手的点儿能穿插开来。我练到两个月头上，总算熟练了。父亲就由说评书改唱竹板书，由我来“贴板”了。
    但是，在说庄书的时候，听众对竹板书仍不如乐亭大鼓感兴趣。一天晚上，我和父亲说完庄书回家的路上，父亲问我：“丫头，你真愿意干这行？”我说：“愿意！”“那么从这儿起就干下去啦！”“您让我干下去，我就干下去。”父亲听我说得干脆，两眼直瞪着我，用沉重的语气，说：“丫头，你妈活着的时候，一直不打算让你干这行；爸爸我也不想让你干这行。干进行，受欺侮啊！可到如今，没辙啦。人没人，钱没钱。爸爸愿意一个人苦奔苦掖，可找不到弹弦儿的。你既然愿意，那爸爸就委曲你啦！”我说：“干！爸爸不是干了多半辈子了吗。我跟着您干下去！”爸爸拉起我的手紧紧一攥，说，“可是这么着，要干，就得干得好。要干得好，就得下狠心，下苦功夫。从今儿个起，我可就要折磨你啦，你可别说爸爸心狠！作艺的这行，要干，就得干出个样儿来！”
    果然，回家以后，吃过夜饭，父采立刻让我绑上指甲，拿起弦子来练。要练弦子，先得找准上，中、下把。那时我刚刚八岁，身量矮，够不着上把。只好把弦子立在地上。父亲先教我练“搓儿”，只是揉弦。不弹点儿，一练就是两个钟头。困得我上下眼皮打架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才让去睡觉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又被叫起来喊嗓子。白天，当我手里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就让我揉黄豆，拿这个锻炼手指的活分劲儿。等到把“搓儿”练得有些眉目了，就开始教我练“点儿”，练乐亭大鼓的“过门儿”。
    我父亲，可以说是个慈父。平时对孩子非常体贴，照顾。尤其是我没了母亲以后，对我更加疼爱、关心。可到了练功学艺的时候，他却换了一幅面孔，那真是个冷酷无情的严师了。每当我练功开始，父亲就准备下一根木棍、一条皮鞭，指法不对，弹得不准，就用木棍敲手指头；精神不集中，有些倦怠，就拿皮鞭没头没脑地抽。
    严冬，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。父亲逼着我起五更，站在黑咚咚的旷野，面对着风口，喊嗓子、练唱。风沙往嘴里灌，一张嘴，就噎得喘不过气来。有时弄得满嘴沙粒子。父亲站在旁边，监督着，不让缓一口气。这么一喊，一练，少者两个钟头。天亮了，回家稍稍休息一下，马上又被赶到大风地里。赶上下雪，就在雪地里练弦子。天寒地冻，手冻僵了冻紫了，父亲在旁边监督着，还是不准停下来暖暖手。有时手冻得钻心疼，眼泪在眼圈里转，也不敢停一停，还是咬着牙，弹、弹、弹。点儿弹错了，音弹乱了，父亲拿起木棍、皮鞭，毫不留情。有时我实在急了，大着胆子，豁着挨打，质问父亲，“练就练得啦，这么冷的天，干嘛非在风雪地里练？上屋子里去不是一样吗？”想不到父亲没有跟我翻脸，相反地却语气低沉地说：“丫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干这行苦吗。要练，我可就得折磨你呀！忘啦？”我说：“苦，我不怕。该苦的时候，怎么苦也受得了。可您为什么让我没苦找苦，这么折磨我？！”父亲眼睛湿润了，严肃地说：“好丫头，爸爸疼你还疼不过来呢，哪能存心让你受折磨！咱们作艺的无论冬夏，全得去唱，不唱吃谁去？现在不让你这么苦练，往后到了冬天，赶在露天地里，咱们还能不唱啦、不弹啦？听书的可以抄起两手，捂上鼻子、嘴。咱们跟听书的一样行吗？作艺的都懂“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”的道理。爸爸现在这么让你苦练，全是为了你好，是盼铁成钢啊！”父亲这一番话，使我开了窍，我挺起胸脯发狠地说：“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，您放心吧。从今儿个起，我再也不叫苦啦。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练，我就怎么练，决没二话！”
    有道是，“功夫不负苦心人”，经过几个月的苦学苦练，我在弹唱方面果然大有长进，说庄书的时候，父亲就不必再说竹扳书啦。我接替起爷爷的活，给父亲弹起弦子来。

六、旅居南市，一心学评戏

    我跟着父亲说“庄书”，到了转年开春，农活逐渐忙起来，这种生意就不能再继续下去。正在这时，我哥哥魏宝华、嫂子金兰英从外边回来了。他们是在天津应了买卖，回来找我父亲一同去献艺的。
    哥哥、嫂子久走江湖，沾染了很多坏习惯。父亲觉得他们重钱轻义，人品不好，本来不想和他们同去。可是留在家里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地方去说唱。只好和他们一起二次来到天津，在南市的一家书馆说书。
    本来，我和父亲，哥哥和嫂子可以分成两组，各唱各的。可是哥哥借口我弹得不好，必须由他接过来。这样，他就可以多得一分收入。我呢，没有上场的活儿了，我只能留在家里给他们当老妈子。
    越是在家受折磨，我越是想着出去说唱。每当他们去书场了，我就自己在家里练唱、练弦子。书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，有时我就跑到那儿去。可是只要让哥哥嫂子看见，立刻轰我：“还不回家干活儿去，又贪玩儿！再来，就打你！”
    有一次，哥哥、嫂子把我从书场轰出来，还打了我几巴掌。我用手抹着眼泪，哭着往回走。一个同行的师叔追上了我，亲切地说：“丫头，别哭啦。他们不让你上这儿来，往后就别来啦。爱听，听听什样杂耍去，比这个有意思。”说着，拉我来到一家杂耍园子门口儿。我抬头一看，红绿相映的霓虹灯中间，醒目的横排四个字“燕乐升平”。师叔指着我，向看门的说：“唱乐亭大鼓的魏老板的姑娘，往后上这儿来，就让她进去吧。小孩儿，贪玩儿。”我没等师叔再说什么，见看门的人嘴上有点胡子茬儿，就叫了声：“爷爷！”看门的乐了：“这姑娘，嘴真甜！”接着跟那位师叔说：“没说的，你佬。爱来来吧，你放心，不难为她！”
    原来这“燕乐升平”，是一家很出名的杂耍园子。当时这个园子里，以唱天津时调的高五姑、唱京韵大鼓的郑蝶影两位最红。那天我一进门儿，正赶上郑蝶影在场上。郑蝶影二十刚刚出头，身材苗条，个头适中，长得漂亮，嗓子也很好。她在一段唱中，能接二连三地得到满堂彩声。郑蝶影之后，是高五姑上场。高五姑长得一般，可是嗓子特别好，高亢，响亮，每一句唱出来都好象金钟似的。我听着听着，就迷上了。
    此后，我经常去“燕乐升平”，并且专摸准高五姑上场的时间去。为了和看门儿老爷爷搞好关系，就帮他干点儿活儿。比如替他扫扫门口儿，跑跑腿儿，买买东西，打打开水，端端饭什么的。有一次我想看看高五姑台下是怎么个样子，就站在门口儿等着。看她坐着铜活锃亮，漆色油黑的包月洋车从老远来到园子门口时，我就跑上前去。看门儿的老爷爷问我：“你这么爱听五姑的唱，你学会几句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偷着学了一段儿《七月七》”。“啊，这是五姑的拿手段子！”他惊疑地说：“一段儿，全能唱下来？”他睁大了眼睛，表示不大相信。“不信，我唱给您听听。”没等他回答，我就唱了起来。我唱了十来句，老爷爷说，“真能唱下来？”我说：“能啊！”“来吧，我把你带到后台去。让五姑听听，她准高兴！”说着，拉上我就奔了后台，高五姑正在候场。老爷爷把我拉到她面前，指着我说：“叫五姑”。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，叫了一声：“五姑姑”。老爷爷又接着说；“这孩子天天来听您的唱，还真学会了一段儿，您听听象不象？”高五姑笑了笑说：“小声唱给我听听。”我唱了几句，高五姑更显得高兴了：“还真象，这是谁家的小孩儿？”老爷爷跟她说明了我的情况。高五姑收住笑容：“哎，这孩子有长相，有嗓子，是块材料。可她父亲说得也对呀，但得能不干这行，还是别干的好！”我说：“五姑姑，我愿意跟您学！”高五姑拉住我的手说，“这么办吧，回去问问你爸爸，愿意学，找我来，我教你。可你得听你爸爸的，将来有别的道儿，还是走别的道儿！”
    回家以后，我和父亲说了。父亲挺感激人家，但并没有当真。因为我们虽说都是唱曲儿的，毕竟人家是大园子里的红角儿，我们是小书馆穷说书的，身分上好象差着一点儿。父亲以为人家不过说几句客气话罢了。此后，我再到后台去，高五姑也没有再问过我父亲的意思，倒是赶到合适的时候，就叫过我来听我唱唱，给我说几句腔儿。我也算非正式地跟高五姑学了个开头儿。
    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高五姑没来园子。我一打听，才知道她病了。从此一天、两天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她仍然没有来。听说是病得越来越重。
    高五姑不来，我就只听郑蝶影的京韵大鼓了。有一天，我听完郑蝶影的演唱之后，正准备回家。就见郑蝶影的月包车夫，拉着空车，气急败坏地跑来跟老爷爷说：“出事啦！刚才我拉郑老板，走在半道上，遇见一个人把车拦住了。郑老板刚一往车外探头儿，就见这个人手里拿一个瓶子，往郑老板脸上泼。郑老板当时惨叫一声，就从车上滚下来了。敢情他泼的是一瓶硫酸水，把郑老板脸整个烧坏了，人也昏过去了。”老爷爷向：“眼下人呢？”“那个坏蛋跑啦。我把郑老板送到医院住了院。哎，看样子，就是治好了，今后也干不了这行啦！”
    过了两个来月，我又去“燕乐升平”和看门的老爷爷打听高五姑、郑蝶影的近况。老爷爷摇摇头，“咳”了一声，就给我讲了她们两人的悲惨结局：郑蝶影因为被当地一劣绅看中，打发人来请她去吃饭。郑知道他没怀好意，两次都拒绝了。于是惹恼了这个家伙，下了这样的毒手。经过治疗，郑虽保住了生命，脸却被烧得不成样子，眼睛也瞎了一只，再也不能演唱了。高五姑呢，久病不好，把积蓄花完流落街头乞讨，终于在一个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雪夜，冻死街头。
    听到我崇敬的两位名演员的结局，心中非常难过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。老爷爷安慰我说：“丫头，你听着这种事新鲜，可我们这岁数的人听得多啦！难受都难受不过来呀！要不你爸爸怎么不让你干这个呢！”
    听了这两位名演员的不幸遭遇，我对干这行真有些灰心，更不愿意再进“燕乐升平”的门儿。从此，我就去看评戏。当时几位著名的评剧演员都在南市一带演唱。鲜灵霞、刘翠霞久占群英戏院和黄河戏院；筱俊亭在西头的戏园子；喜彩莲在靠近三不管的的小舞台和中华戏院，都是每晚必演。我同样和几处看门的人搞好关系，不论到哪家戏园，他们都不拦我。
    有一天我走进“群英”戏园，正赶上鲜灵霞唱《杀狗劝夫》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她的唱，做很快把我吸引住了。于是使我想起几年前在唐山看的皮影戏来。我心里想，唱戏比说书强得多。今后要干，还是唱戏。从这儿起，一有空我就去看评戏。日久天长，我对评戏产生了极大兴趣。除鲜灵霞外，象刘翠霞、喜彩莲、筱俊亭的戏，我都常去看，并找她们的拿手戏看。戏看多了，前后台的人也逐渐跟我熟了。有的叔叔、大爷和我开玩笑：“姑娘，别尽白看戏，你也唱几句，让我们听听！不唱，明儿个可不让你进来啦！”我也想找个机会唱唱，就给他们连做带唱地唱上几句。听的人都说我“嗓子好，有点儿意思。”有人还说：“回去，让你爸爸把你送到评戏班儿里来吧，准有奔头儿！”
    尽管我这些日子常去看评戏，可我从没有误过家里的事。但是，戏看多了，入了迷，有时在干家务活儿时，不自觉地唱出了一两句。哥嫂听见，马上厉声责问，“唱什么哪？哪儿学来的？咱们家可是说书的，要想唱评戏，趁早儿给我滚！”
    我对评戏还是真喜欢；对家庭这分儿罪，也真受够了，我和父亲商量，父亲不同意我去学评戏，但也不拦着我去听。我就背着哥哥、嫂子照常去听评戏。那肘的鲜灵霞，刘翠霞、喜彩莲、筱俊亭，是名声同样大的，每个人唱、做郭很好。可她们在演唱上各有各的特点，所演的戏也各不一样。鲜灵霞、刘翠霞是天津当地的名演员，唱念带一些天津味儿，演的戏多是唱、做并重。鲜灵霞，除《杀狗劝夫》外，象《珍珠衫》、《王少安赶船》也都很红。刘翠霞，以《刘翠屏告状》最为出名。筱俊亭是地地道道按老评戏唱的，噪音宽亮，韵味醇厚，能一连唱几十句的大腔，气不衰、力不竭，游刃有余。《桃花庵》等是她最拿手的戏。喜彩莲则是在老评戏的基础上有所革新的。她的戏，有的是经过加工的老戏，有的是创编的新戏。舞台上配台灯光布景，新颖别致。她的《对金瓶》、《赚文娟》、《人面桃花》等，在唱腔、表演的处理上有不少新的东西。
    我看鲜灵霞的戏最多，认识了这个班子里一位姓傅的琴师。傅师傅听了我唱的几句评戏，觉得够味儿，就主动地教我唱法、气口等。每次我去看戏，傅师傅都把我叫到后台。有一次，傅师傅在后台教我一段鲜灵霞的《珍珠衫》，我正照着学唱，就觉得身后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听。等我唱完了，这个人用手拍了拍我的头，说：“小姑娘唱得不错嘛！”又向傅师傅说：“您收了这个徒弟啦？”我一看，敢情是鼎鼎大名的鲜灵霞，立刻羞得满脸通红，说：“我把您的唱儿糟踏了！”说完，赶紧跑啦。
    过了两天没想到这位傅师傅找我父亲去了，说：“您那小姑娘挺有唱评戏的天分，我们鲜老板也挺喜欢她。她既然爱学评戏，您就叫她跟着我们学好不好？”我父亲说：“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，把她写给你们戏班儿，有点儿舍不得。况且，她弦子弹得不错了，往后我还得指着她弹哪！”傅师傅见我父亲不大乐意，不再勉强，就说：“那，就先让她跟着我学些日子看看，一不用您写字据，二不收分文，我义务教。”从这儿起，我就正式跟傅师傅学起来。师傅教我唱，给我说身上，还指点我跑圆场。我是每天起大早儿去学，我哥哥嫂子每天睡得迟，起得晚，父亲也替我瞒着他们。所以我学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一点儿不知道。
    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。久而久之，这件事还是让他们知道了。他们不由分说，打了我一顿。然后，向我宣布：“从今往后，只许在家洗衣服、做饭，哪儿也不准去。菜，也不用你买，我们带回来，你只管做。”打这以后，我既不能看戏也见不着傅师傅了。
    经过这伴事，哥哥也发现我嗓子好，能在我身上赚钱，就打了主意。一方面，让我跟他学唐山大鼓；一方面，写信和北京的熟人联系，想由天津转到北京。我们家是唱乐亭大鼓的，为什么他们偏要让我学唐山大鼓呢？原来唐山大鼓这些年已濒于失传。让我唱是冷门，能赚钱。而能弹唐山大鼓弦子的又只有他魏宝华一个人，我离开他不行。这样，我如果唱红了，他就有了铁饭碗儿，还可以拿这个要挟我。想到北京，是为了让我远离天津那位评剧师傅，免得往评剧上“跳槽。”
    在培养我学大鼓这一点上，他和我父亲的意思是一致的。父亲也愿到北京走走，于是就说定了离津赴京。
    临行那天早晨，哥哥嫂子让我出去卖破烂。我好象开笼放生的小鸟一样。赶紧把破烂卖了，一口气跑到师傅家里去向师傅告另别。师傅、师娘对我的走都觉得突然。师娘流着眼泪，从柜里取出一双新……
    （以下缺）

七、初到北京，登台露锋芒
    北京，这座古城，是我早就向往的地方。出了火车站，立刻看到高大的前门箭楼和金碧辉煌的前门城楼。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。父亲拉了我一把，说：“别瞧了，留神走丢了！”我们一行，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，转了一个半月形的弯，又看到一个华丽的大牌楼。父亲告诉我：“这就是有名的五牌楼。”穿过五牌楼，走在宽阔的前门大街上，两旁店铺林立，招牌五光十色，真让我这初进北京的小闺女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    我们要投奔的赵正峰叔叔，就住在前门以西的裘家街，从五牌楼穿过廊坊头条向西走相隔有三里多地。
    赵叔叔是在天桥唱乐亭大鼓的穷艺人，见了我们非常热情。他家里住的本不宽绰，自从接到我哥哥的信，早已把好地方腾出来留给我们住。并且也在天桥一带给我们找好了谋生的地方。他一见我，就让我唱几句听听，之后，和我父亲说：“我瞧这个丫头可不错，这二年出息得有个样儿啦，要是好好给她规置规置，将来准能成角儿”。又说；“曹宝禄，宝字儿的，也算宝华的师哥啦，他眼下是咱们北京曲艺工会的会长，说话算话，赶明儿个，咱带着丫头让宝禄瞧瞧去，能让她搭上个班子，连学带唱，可就好啦！”
    一天上午，赵叔叔果然约我父亲、哥哥一块儿，带我上曲艺工会去见曹宝禄。他满面笑容地接待了我们，对我父亲还很尊敬。我父亲把我拉过来，说：“叫师哥，让师哥瞧瞧，是不是干这个的坯子。”我大声地叫了一声：“师哥！”曹师哥乐了：“嘿嘿，嗓子还真好！”接着向我父亲说：“师叔，该着您享福，这姑娘将来能孝顺您吃香的喝辣的。”随后拍拍我的肩膀，说“这儿有现成的弦子，来一段儿听听，好不好？”父亲紧接着说：“那怎么不好！就为让曹师哥听来的嘛！”于是我哥哥弹起弦来。我刚唱了十来句，曹师哥向我哥哥一伸手，把大指、食指、中指往一块儿一捏，意思是“打住。”接着说：“行啦，甭往下听啦！”我父亲急着问：“你瞧？……”“没说的，再下下功夫，遇机会闯练闯练，我担保，准成好角儿！”接着严肃地跟我说：“那可是以后，现在离好角儿还差得远哪！得苦学苦练，别放松！有了点儿起色，别自满！”我特意大点了点头。曹师哥又说：“您们既然找我来了，我说个办法儿，您三位听听，头一条儿，从今往后，别让她跟着你们到处跑啦，也先别唱啦，让她在家里闷着头儿学俩仨月。听说不是改学唐山大鼓了吗，好，就学这个。宝华，给她细抠抠。这是个冷门儿，眼下北京没人唱，外头唱的也不多。说不客气的，乐亭大鼓，俗点儿，唱的人太多啦。何况京津一带还有个鼎鼎大名的王佩老大臣，在那儿挡着哪，不易发展。要唱，还是唱唐山大鼓来菜；第二条，等练得有点起色的时候，我再听听。找个合适的当口，上园子唱唱。不唱是不唱，一唱可就得多少唱出点儿小名儿来，往后好再登驰。您瞧，我这个办法儿，行不行？”父亲点头说：“成。这个办法儿再好没有啦！”我哥哥问了一句：“您说大体什么时候能露一露？”曹师哥一抬手：“什么时候能露，别问我。”用手指了指我：“瞧她的苦功下得如何？也看你教得如何？唱的机会，归我找，包在我身上啦！”
    我们千恩万谢，告别曹师哥。回家的路上，大家商量决定；完全按曹师哥的主意办。
    经过了许多折磨，挨了不少打，在家学了两个来月，还挺见成效。这期间，请曹师哥又听过两回。一天下午，赵叔叔乐呵呵地把曹师哥请进家来，向我父亲说：“大哥，我给您道喜啦，宝禄真够朋友，给丫头找了个出头露面的好机会。”父亲把赵叔叔、曹师哥让进屋里，当我给倒茶的时候，曹师哥问我：“听说这些日子又有长进啦？”我说：“比上回想听的时候，许好了点儿，呆会儿您听听。”曹师哥说：“今儿个不听啦，再加把劲儿，更上一层楼，可要来真的啦！”然后向我父亲说：“下个月是咱曲艺界祖师爷的生日，北京照例举行一天合作演出。这是丫头登台的机会，我已经跟高德明商量过，他也赞成。到时候，有我的单弦，高德明、绪德贵的相声，前边‘华北三艳’全上。打算给丫头搁在这台里头露一露”。父亲乐得闭不上嘴，连说：“好！好！”曹师哥又说：“还有二十几天，再抠抠。还得提前给丫头弄件上场的行头。噢，对啦，丫头叫什么大名儿呀？”父亲说：“咳，没大名，就叫大丫头！”“那可不行。到时候，得写牌，戳在园子门口儿和台上，没名儿可不行，赶紧给她起个名儿吧。还得好听点儿  响亮点儿的。”父亲说：“我们全是老粗儿，没有学问。我瞧，一事不烦二主，干脆，您给琢磨一个得啦！”“也行，等我好好给琢磨一个。”曹师哥慨然答应了。
    过了几天，曹师哥又来了。跟我父亲说：“一切全定啦。丫头的名儿，我也想了一个。我想叫‘喜奎’，您瞧怎么样？‘喜’嘛，喜欢的喜，喜气洋洋嘛！‘奎’是奎星的奎，大气磅礴嘛！”我父亲又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“那咱们就这么定下来啦。我准备我的去，您准备您的。”等我和父亲送他到门口儿，曹师哥又叮咛道：“上场的衣裳，可得弄件漂亮的，别让‘华北三艳’比得太寒酸了！”回到家里，我问父亲：“什么叫‘华北三艳’？他们都是谁呀？”父亲说：“一位是唱京韵大鼓的方红宝，一位是唱梅花大鼓的郭筱霞，一位是唱河南坠子的姚俊英。这三位经常在华北戏院演出，而且很红，所以被人们称为‘华北三艳’”。然后提高了嗓门说：“丫头，长点儿心，好好唱，将来你要能赶上她们，爸爸也算没白拉扯你，你也没白受这分儿罪呀！”
    过后的几天里，我除了加紧练唱，抽工夫就跟父亲、哥哥一块儿去前门、天桥的估衣摊、铺寻找合适的大褂儿。我年岁小、个头儿矮，身材又瘦，看了好多件都不合体，或嫌不漂亮。到临近上台的前一天，我们整整把四九城的估衣铺走了一遍，总算买到件白缎子底黑花儿镶金边儿的大褂，大家都还满意，认为穿得出去。
    四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到了。曲艺界的同行，都好象过节一样。这次联合义谊是在前门外大栅栏的庆乐园举行的。那天庆乐园门口儿结彩悬灯、门口两旁的柱子上挂着红底白字的大水牌，地上也戳有这样的大水牌。我这个新起的魏喜奎三个字，居然也十分醒目地写在水牌上。我和父亲、哥哥、嫂子，还有赵叔叔很早就来到这里。父亲指着魏喜奎三个字，说：“看看，这可是你的名字。写到北京城里庆乐园的水牌上啦！”我当时心里既高兴，又害怕。象我这样一个仅有十三岁没见过世面的、刚从农村来的小女孩的名字居然写到北京一个大戏园子的广告牌上，和这么多名人同台演出，真够光彩的。害怕的是，我没见过大阵势，倘然一下子出了错儿，忘了词儿，或是“吃票子”，就算砸了。回家挨顿打不算，今后还怎么再出来唱？这可是关系着自己前途，命运的大事。尤其砸在庆乐园这样“街北”的大园子，就更没法儿抬头了。
    当时北京作艺的，有“街南”、‘街北”之分。以珠市口为界。珠市口以南，天桥一带，称为“街南”。在那一带说书的、唱戏的，属于低一等的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。虽有几家戏园子，但规模很小，设备很简陋，多为撂地说唱。珠市口以北，从开明戏院（后来的民主剧场，今天珠市口电影院）往北，称为“街北”。这一带大部分园子由京剧班占用，评剧、曲艺少极了。过去评剧界的白玉霜、芙蓉花等享名一时的演员，也只能在珠市口大街两侧的开眀、华北两个园子演出，再往北的园子就进不去了。一般来说，街北的戏院是不邀街南的班社来演出的。所以，这次在庆乐园登台，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。
    曹宝禄、高德明二位，都是当时曲艺界的佼佼者，在同行中很有成望，说话也很有分量。当时人们对这两位尊称为“曹，高”，以其与糕点中的“糟糕”偕音，求其风趣。在我这次登台以前，曹、高二位为我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目的是盼我真正成材，通过这次演出，把我提上来。这次演出一共十二个节目，接我的年龄和条件，如果能让我开场露一露，唱头一个就已经不错了。可是他们两位说：“放在头一个不成，听众还没全进场呢。场子里乱哄哄的，谁都没大注意，就唱完了，那不就白唱了吗！”于是把我放在第四个，后边是汤金城（艺名汤瞎子）的口技，快手刘的古彩戏法，架冬瓜的滑稽大鼓，以及“华北三艳”，曹、高二位，这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，我再不可能夹在他们中间。
    我这个刚见世面的小闺女。进了后台，就成了瞌头虫儿。经曹师哥一引荐，大部分都是师叔、师大爷，师姑，或者是师哥、师姐，唯独我最小。因此，每引荐一位，我就得给人家磕个头，既是礼节，又得以联系盛情，取得人家的照顾。这么多名人齐集后台，我真感到自己相形见拙，有点儿不敢抬头。幸好这“三艳”姐姐都主动过来跟我说话、鼓励我。郭筱霞大姐，体态蠃弱，性格温和，说话腼腆；姚俊英大姐，梳一条又粗又长、黑亮黑亮的大辫子，说话带有河南口音，很有河南姑娘的特色。更显得纯朴。方红宝大姐则不然了，她是唱京韵大鼓的，由于经常唱“三国”、“水浒”的武段子，唱中得用刀枪架的身段，使得她举止大方，性格爽朗，说话干脆。这位方大姐拉着我的双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小师妹，别害臊，咱们上台去，他们是听咱们来的，咱们怎么唱怎么对。告诉你，只要你一到台上，甭管台下有多少人，你全得当没有一样，尽管唱你的，听见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听您的！”“好，听我的就准能唱好。我保你一唱就对，一唱就红。呆会儿，我给你把场、助威。”三位大姐都给我打了气，使我的勇气增强了。
    到我的场口啦，我大大方方，很自然地端着鼓架子走到台前，立刻招来了一片碰头好。我沉住气，不慌不忙的报出了“我今天伺候您一段唐山大鼓《黛玉悲秋》，立刻打起鼓来。当时，我自己都不知怎么能这么沉着冷静。尤其一张嘴，觉得嗓子挺痛快。两句过后，又引起台下一阵掌声，我心里更有了底。就这样，我终于圆圆满满地把过场唱了下来。在我向听众鞠躬时，台下暴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我刚刚走进后台，曹师哥立刻迎着我走来。“三艳”姐姐等也过来把我围住。交口称道：“不容易！”“挺好！”“还真有火候！”曹师哥拍了我肩膀一下，说：“可不准骄傲啊！也许这回是蒙着了的”
    我特别感激在场的各位，特别感激曹师哥。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也许真是蒙着了的，我往后还得接着努力。

    （插图；郑叔方）

    （（bazaar摘自《北京艺术》1982第2-5期），大楼东识别、整理，2007/4/2-4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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